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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家口市中到晋察冀边区联中

作者:李子平 点击次数:19375次 创建时间:2021-03-19

        今年3月20日是北京一零一中建校六十五周年。特将16年前我写的这篇文章转录于此  作为献给北京一零一中学 (和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中) 校友们的一份礼物。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随“延安大学”干部队四大队到东北去。途经晋察冀边区时,由于前方交通线被阻,留了下来。我们在孔家庄过的春节。多少年都在农村,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张家口这个新解放区的华北重镇。

        元宵节那天,组织上把我从铁路局工会调到张家口市中,参加了郝人初同志为首的市中筹建工作。当时已来校的还有张杰、任言、丁民、李天义、柴建文、郑炎、韩书田、李光增、何玉棋等。我分管教务处招生事宜,后来任教务科长。

        张家口当时局势表面上稳定,一派和平景象,但局部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市长杨春甫指示:把原日军第一兵营分给市中作校舍。晋察冀边区行署主任宋劭文为学校题了“团结、活泼、民主、前进”’的校训。

        因为这是一所“物稀为贵”的学校,当时张家口地区方方面面的领导同志甚是关怀,对如何办这所学校都有说法。刘仁传达彭真同志指示,要办一所随军干部学校,师生的生活费用由学校负责周扬同志要求办一所“窗口”学校;市委书记刘秀峰同志建议,办个为地方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董纯才同志说要办培养宣传、文艺干部的学校。聂老总也派人找郝人初同志谈话说,抗战胜利后,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要办一所培养军队干部、着重是学文化科技的学校。

        郝人初同志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参加革命后,在延安“抗大”、医大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都担任过行政领导工作;到张家口之前,任“延大”行政学院教育系党委书记。日本投降后,奉命到张家口市办学校。他是我党的教育家,很内行,有长期从事中学教育的丰富经验。

        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采纳了各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研究商定,办一所既是正规中学又是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张家口市中学校。一开学就有高中班,大部分是初中班。同时又办了各种不同性质的急需的班,如地方干部班、师范班、文化班、文艺班、附属夜校等。设置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博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还有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共十三门课。学校设有理化生物实验室、有专门的音乐厅,还有两个大礼堂兼作教室的“胜利厅”“解放厅”。

        郝人初同志很注意教师队伍建设,重视聚集人才。市中的教员和干部,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来自延安的“抗大”“延大”教育系、鲁艺和俄专,如朱允一、张夫、钱韵玲、韩书田、杨蔚等;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如文方、江山野、胡平、胡立、曹靖等;还吸收了一些张家口市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文化专业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特别是革命热情高得很!学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大家没有什么上下班,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心一意为学生,为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开始办理招生时,校舍修缮尚未竣工,桌椅是市公安局帮助借的。招生办的同志就借住于张家口市女中教室。晚上在教室里睡,把桌子拼一下当床,白天行李一卷,放在一边,就工作起来了。

        开学后没有多少图书,也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实验设备,就在当地想尽一切办法找。郝校长和几个教员一起到书店、新市场地摊上买书,一本一本搜集购买。学校还指派苏浙、李天义同志先后两次到延安去找教学资料和课外读物。那时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人得步行,书籍和设备靠毛驴驮。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又是战争时期,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有生命危险,没有革命精神是做不到的。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办起了初具规模的图书馆,那些从延安驮运来的全套解放日报合订本成了当时晋察冀边区唯一能找到的重要资料。后经毛岸英、田家英同志之手,借给了当时住在建屏县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使用,这也算是我校的一点微薄奉献。

        在大家的努力下,约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招生、录取、编班以及确定教学计划、教材、教学进程、各类班级不同的学制、课程等各项工作完成了。招生、录取的条件也是严格的。据当时考入初一的王佩今同志说,他们一起从部队来报考的有36人,只有5人被录取。说明学校招生还是严格要求的。从老百姓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学校办得不错。起初他们不相信我们这些有点“土气”的共产党人还能办学校,对送子女来上学存有疑虑,但看到我们工作干得很出色,报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当时张家口市没有普通中学,有钱人的子弟上中学要去北平。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很落后;日伪时期也没有一所男子普通中学。老百姓说,还是共产党行!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有些还是平津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也有不少是当地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当时我们是注意阶级成份的,但是绝对没有搞唯成份论。有的学生家长是斗争对象,可是考试合格,学校也让其入学,一点不歧视。

        学生热情高,学习非常努力。所以进步和提高很快。许多人后来成了专家、教授,也有人担任省委书记的。有些地方干部班的学生年龄较大,文化较低,但觉悟高,很努力,成绩也很不错。记得有几个小学生入学时数学成绩太差,开始跟不上,不久就在教师辅导、同学的帮助下赶上了,后来成了优等生。当时,那种情景是非常动人的,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切实有效,政治课不多,主要是通过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来进行思想教育。那时确实是思想工作人人做:学校领导做,教师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做,学生相互之间也做。学校真正像一个团结、友爱、和睦的大家庭。所以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提高得很快。比如说,张家口市解放不过一年又一个半月,学生接受新教育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当战争形势紧张,需要转移到农村时,从动员到撤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都跟着我们撤了出来。有的人只是回家打了个招呼就出来了。

        张家口市刚解放时,那里的人对我们还不大相信,可是这些人在校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大不相同了。在那种情况下,跟着我们学校走,从繁华的城市撤退到相当偏僻的农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学校的生活也很活跃。经常有各种演出,合唱等活动。许多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唱的。平时集会时,各班之间总是互相拉歌。学校每周六下午有全体活动。进行一周小结。学校很重视社会活动,经常根据形势举行报告会,还演出活报剧宣传形势,参加选举。印象较深的是参加过市参议员的选举,全校师生都去了,我还为郝校长竞选。

        1946年秋,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向张家口市进攻,驻军决定撤离。我们学校是后期撤离的。9月10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过后三天学校撤离。当时召开了全校大会,郝校长做了动员。他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老总的指示宣布:凡跟我们撤离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是参加革命,一律实行供给制,与“抗大”和其他各类干部学校没有任何不同,与我党领导的军、政各部门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撤离的行军之前,军区军务部门给予我校代号为“新保安部队”,并发给枪支弹药,保卫学校和驻地人民。步行千里经三省到达建屏县西黄泥村。在途中还抽空上课。到达西黄泥村后,张家口市中、女中、回民中学三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校。之后根据郝校长的提议,开设了名为“三合堂”的合作社;办了小报《众声》——郝校长的解释为:众从三人,即三校合一。我编了两期,后来由韩峰同志继任。

        总之,当时大家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乐观向上的。比如说有一次,刘皑风同志来学校作报告,动员参军,全校热烈响应号召。第一次报名是1946年12月15日,当时人很多,考虑到学校要继续办,只批准了少数几个人。这次是第一批参军,共有10人。1947年1月19日《晋察冀日报》和《子弟兵画报》作了专题报导。《子弟兵画报》的标题是《放下书本拿起枪,师生踴跃上战场》,同时刊出一组参军的照片,其说明如下:

        “边区联合中学十位教职学员,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军。他们的名字是:一、雪岗(学生),二、邸磊(注册科员),三、郑国耀(学生),四、韩海天(学生),五、李子平(教务科长),六、徐英俊(通讯员),七、胡振汇(学生),八、王宗沂(学生),九、牛荫西(学生),十、王奎增 (通讯员)。”

李子平代表参军师生在欢送会上讲话

        我就是这次参的军。雪岗同志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他是一位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他。学校的组织也很健全,工作效率很高,学校领导只有几人,可干劲足。我们教务科后来只有两个人,却承担了所有的教务工作。

        那时物质条件不好,可班不少,且性质、课程、要求都不同,工作既多又繁杂。我们没有什么上下班,也不论白天晚上,有事马上做。开学后几个月星期天也都在忙着办理招生。各部门,每个人也都是如此,经常加班加点。学校领导和教师比我们还忙,却无人抱怨。大家的劲头可真动人。

        这段生活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办学,而且办一所正规的学校,培养了一批适应当时战争需要和新中国建设需要的人才,的确是很不简单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学校办得是成功的,我校领导是有远见、有战略眼光的。这也说明郝人初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我们的学校确实是一所革命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正如我校校歌中所唱:“我们努力学习,准备服务人民。大家要团结、要活泼、要民主、要前进!新的时代新的人,我们笑看那长城,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独立、自由与平等,崇高、更崇高,光明、更光明,向着大同世界前进!”

        ( 原载《在革命洪流中》北京一零一中校园文化丛书)第171—176页,文字略有修改。(2011年03•01日)(原书171页作者简介全部删去。第175页倒9行第一次参军师生“十一位”应为“十位”排印之误;172页开学前“已来校的”增补了韩书田、李光增、何玉琪等。)

延安生活的回忆

        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年头。如今快70年了,笔记遗失,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说不准确了。要我来回忆,也只能大略地谈谈人们所熟知的一些事。我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有记得不实之处,还需要今后修正。

        (有一首歌开头两句)“跨过祖国万水千山,冲过一层层的封锁线……”我是1942年10月初,从河南禹县一行六人,千里跋涉,冒着生命危险,闯过(耀县到柳林)那一道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兰镇的。学习、工作了十个月之后,调入延安行政学院学习。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冬天离开延安,随周扬校长带领的四大队前往张家口。这两年五个月的延安生活,仅占我生存日的四十分之一,但它记载着我的美好青春岁月,使我每当拉起回忆之帆,脑海中就会涌现出一幕一幕的感人景象。人的童年多是天真美丽的,那个年代革命人的青春时光尤其如此。

        (一)走上革命道路。那年我十九岁,读了七年师范,当过四个月兵,半年多的完小校长生活,被省立汲县高师“闹学潮”的一阵风浪,卷进革命队伍中来了。我随着“撤幹”去延安的四名共产党员,进入马栏镇。这是中共河南省工委的所在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组织部长危拱之大姐,宣传部长郭晓棠,还有工作人员、学员百多人都是从大后方撤退回边区的干部。这年冬天,我们学习整顿三风“二十三个文件”两个月,参加过上山打柴劳动,听过吴伯萧传达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还学会跳交谊舞并参加了新年联欢的全部《黄河大合唱》演出。翌年春天,被分配到新正县完小,任教导主任半年。暑假刚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由于边境形势紧张,我和县教育局的李高敏等几个人,就调到边区行政学院来学习了。

        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艰苦而又愉快的延安岁月。

        (二)行政学院的“抢救运动”。我们几个人从新正县去延安,哪一天记不清了,走的是山间小路,夜晚就在荒野地里打开背包睡觉,大概是七月中旬。当翌日下午走出十里铺远远望见清涼山宝塔山影时,那种欢悦的心情,真是“雀跃三尺”兴奋极了。我们唱起了“延安颂”进入延安城南门外西山坡的行政学院。大家高兴地抱着来革命圣地上大学的理想,当晚看到的却是一片寂静萧瑟之。登记报到后,住进为我们新生安排的窑洞。班主任告诉说,大家先吃饭休息好好睡一觉,明天就要去边区大礼堂参加大会,听取院领导动员和“抢救失足者”的典型报告。后来才知道,几天前(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的讲话,整个延安城各机关、学校,都正在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所谓“抢救”运动。

        搶救运动是8月8日中央下令停止的,25天的时间,接到命令晚的单位也将是一个月,不让再搞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生活,经历过的人回忆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也同样的先是参加“抢救”别人,很快也轮到“抢救”自己。首先要介绍自己历史和来边区的经过,然后小组的人纷纷提出疑问。各种花样频出,目的只有一个,只要被审查者“坦白”交待了自己是特务,才算是过关。然后组织上就给予信任和重用。轮到“抢救”我时,我一直顶了两天。我的想法是:不是我一个人来边区的,有三个同学现在延安,有老共产党员,也有加入过三青团的。如果我作假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三青团员,将来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经不起斗争考验的胆小鬼。在自己同志面前尚且如此脆弱,一旦被敌人捉去肯定是会叛变投降的。我读过《正气歌》,佩服那些杀身成仁的勇士。可是拒不承认又过不了关。经过几天日夜不停的“车轮战”,我也曾有过跳井自杀的念头(但不想死,曾设想过用双腿向下而不是用头栽下去的跳法,以死明志)。恰巧那天有人自杀了,学院召开了反自杀的会议。使我明白了自杀决不是证明自己清白的好办法。后来由于同学的规劝,我才转过弯来,也承认在汲县髙师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接着我被组织信任和重用,先后担任了“生产干事”“文娱干事、“乐队队长”和教育系的学生会主席兼一班班长。(半年以后,审干结论下来了,向我宣布无政治历史问题;可是档案中又留下了尾巴,直到文革中“造反派”到我的家乡调查,才作出了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这个历史包袱我一直背了二十七年。)

        对于延安“抢救运动”的回忆文章,当事人已写过很多,情节也多是真实的。作为“史”来说,具有研究价值。但还有一个“论”的问题。同样一件事,由于观察者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感知就有差别。我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件大事,都不能脱离开它的前期条件、后来影响,而只就眼前的真实情况孤立地就事论事。(一)这件事前因是中央领导人想到了既然我们能从蒋、胡那里多次及时地拿到最机密的材料,难道对方就不派奸细“潜伏”到我方来?(二)现实是胡宗南已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情况十分危急。(三)后来的影响是又过了三年多就取得了打退胡宗南进攻保卫延安战争的胜利,这胜利是和审干与反特斗争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的。设想一下,如果那时有一个奸细打进了我们的指挥机关,或者混入边区百姓家中,毛、周、任统帅部就在山上,山下就是胡宗南的大军,后果不堪设想!真是太惊险了。在全国胜利后,每当想到在延安被“抢救”这件事,也就能够心平气和,予以谅解了。

        当党中央发现了整风审干进展到“抢救”运动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错误,也就十天半个多月(准确说是25天)时间,运动马上刹了车,作了纠正。一个月后作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815决定”,原定要召开十次抢救大会的,也不得不取消了。“抢救”运动就此终止。

        一次晚会上,毛主席风趣地讲了《三国演义》中“古城会”的一段故事。大意是:“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离开了曹操的“统治区”,带着二位皇嫂和兵将二十馀人,来找刘备大哥、三弟张飞。一路过关斩将,战功是很大的。可是当他回到古城这块“根据地”时,张飞在城楼上看到后面还有三千追兵,怀疑此事有诈,硬是不开城门。这样对待赤诚忠心的大将关公,显然是太过分了。逼得关公与追兵作战,回马一刀斩了蔡阳。这时,张飞才知道自己错了,打开城门,跪在关公面前,赔礼道歉,恭请二哥和皇嫂入城。(这段话只是传闻,未见有正式记载。但它通俗地说明了,当时形势紧张,审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但搞得那样过火就不对了。)毛主席以后经常提起此事,多次向受冤枉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一年后,《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还讲到这件事。(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55页)历史上延安的“抢救运动”的错误做法带有全局性,许多根据地,也都跟风照样做了,唯独山东根据地的罗荣桓没有照办,后来毛主席得知后还表扬了他们。可见“要服从真理,跟正确路线不要盲目跟人”,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曾在1958年5月17日对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高级干部讲过,“要独立思考”,“糊里糊涂跟着某个人跑危险”。可惜这句至理名言,在很多版本中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有毛泽东东的亲笔写的提纲,不会是红卫兵造谣的。

        (三)延安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是陜甘宁边区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一年。1943—1944年延安的生产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成效显著,不到两年就改变了面貌。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让整个边区的机关学校男女老少,都投进了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来。朱总司令开荒种地,周副主席纺织棉线,我们这些刚走进革命队伍的新战士,更是全力以赴地去参加生产,来改变边区的经济面貌。从审干、反特斗争进入了“甄别阶段”,历时近百天的“审干、反特、抢救”,画上句号。学院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状态。这以后的十多个月,我有一半时间是在体力劳动中来锻炼改造自己。从冬到夏,参加过纺织、盖大礼堂、上山开荒、夏种,助民锄草、给私营砖瓦厂主上山挑水等多项工作。

        我是班里的生产干事,负责分发棉花毛线,收集生产成品,还要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一份生产任务。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不停地坐在纺车前纺棉线,平时有空闲就织毛衣、毛袜。

        为迎接七大召开,学院决定要修建一个新的大礼堂。在学院山坡下开山取土,平整土地,打夯牢固地基的简单劳动就由我们这些还戴着特务帽子的一千多学员充任。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有时还开自己的玩笑说:我们这些“特务”,个个都是劳动英雄呢!两三个月就建成了可容近千人开大会的礼堂。据有本书上说,毛主席还在大礼堂讲过话,可惜我当时不是党员,不知道这件事。我所熟悉的是经常在这里上大课,每周有娱乐晚会或者舞会,青年学生冬天穿棉衣,夏天有的穿着草鞋在此跳交谊舞。

        1944年的春天,行政学员调了一批已经甄别有了结论的学员,到杜甫川大山去开荒播种。我被编入于光远那个班担任副班长,他是北平出来的大学生,是老党员,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我年轻身体好,协助他干体力活的工作。相处融洽,一个月下来,学习到不少在小城镇没有听说过的知识。

        回学院不久,延大正式开学复课,不久又分配我去桥儿沟一带农村去助民锄草劳动,同行的有何载同志。他是抗战前一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是知识分子,外表又像是陕北农民。我是第一次生活在农民中间,一日三餐,白天黑夜都要和农民同吃、同劳动,同睡在农家大院。开始几天既觉得陌生,又感到很不习惯。可是我细心地观察,何载同志在言谈举止生活情趣方面,都完全能够和农民打成一片。使我想起毛主席讲“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那段话。这次下农村劳动锻炼一个月,给我的教育是很大的。这种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的情感和几乎是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助民劳动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才停了下来。

        这年暑期,我还在私营砖瓦厂主那里打工。每天从山下担水上山,没有任何兴趣的体力劳动,当然也给微薄的工资。从理论上讲这是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应该抵制;但既然是组织安排,也就只好“俯首甘为孺子牛”了。这只是大生产中的小叶一片,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清是怎样来这里劳动的。也许对总的边区生产起了增砖添瓦的作用,对我本人的好处是锻炼了劳动观点。如今一个多花甲子过去了,有时候自己摸到右肩上的肌肉,总感到比起左肩的肌肉,要稍微丰满一些。总之,1944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使我在思想感情上,觉得自己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后参了军,虽然长期在机关学校,可是每年总有几天是要助民劳动生产的。

        行政学院的文娱生活和延安的拥政爱民月。1943年秋,行政学院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活,但“七月”烈火那段“抢救”潮,留给人心灵上的伤痕,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因此各教学班重要的一项思想工作,就是让大家心情愉快起来。我是班里的文娱干事,领导上布置的任务,是要在课余时间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娱活动。教跳舞,学唱歌,互相谈心,还成立了小乐队,出版过一小本中外舞曲选(是校办文印组的徐耀三帮助刻腊版油印的。)每隔一两周组织一次舞会,定期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记得在一次纺织比赛的头天晚上,王尔明同学为编写这期报,竟然精雕细刻熬了一夜到天快亮了才完成。翌日一清早抬到比赛现场,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记忆最深的是春节准备拥政爱民月街头演出的一件事。当时学唱、扭陕北秧歌,是每个学员都必须参加的。每个班要出一个节目,参加评选,选上了就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那几天,到延安大街上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活动。我们九班的节目是“好庄稼”。政府号召人民改良品种,这个快板剧就是宣传四种农作物。四人化妆成优良品种的形象,进行说唱。演员是:赵起扬(饰狼尾榖)、孟于(饰白棉花) 、白珠(饰马齿玉米) 、邢绳武(饰美国土豆)。从正月初五到十五,一连十五场的街头演出,受到市民的欢笑和称赞(见《解方日报》2月28日4版全版刊登了《好庄稼》剧本和樊定国所写的《行政学院的秧歌队》的全文报道)。此节目后来被选中参加了到枣园去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拜年。其它节目还有很多,如“兄妹开荒”“变工隊”“周子山”,牛永贵挂彩,拥军花鼓……多是鲁艺的师生们创作的。上面提到的赵起扬(曾饰《白毛女》中的赵大叔),他是1942年冬撤干回到关中马栏的老党员,后来是北京人艺的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已故去多年。孟于大姐(鲁艺学习音乐专业五年的髙材生)现已九十高龄了,英姿仍不滅当年。《好庄稼》的后两位同学我已记不清名字了,是她告电话告诉我的。

        (五)延安大学开学典礼。1944年5月24日,延安大学开学了。很多人误认为这是首次建校庆典。最近王丹一同志(艾思奇遗孀)打电话问我:艾思奇同志1941年任延安大学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为什么有些人写回忆录说1944年延大才建校举行开学典礼。我查阅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后,告诉她说:1941年建立的延大是由陕北公学、女大、泽东青干校合并而成;1943年4月后,自然科学院、鲁艺、新文字干校、民族学院相继并入,已经是有七个分校了;这次又把边区行政学院合并过来,一共是八个院校,总称为延安大学。校长由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扬兼任。这次延大开学意义重大,把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八大学院,汇成一体,校领导又是中央文委的主任兼任。这样就便于文化界的集中统一领导。当时延安党有党校,军有抗大(已分散到各根据地去办分校),政文有延大,这三大院校为全国胜利后的干部准备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参加了1944年5月延大开学典礼,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听了他的讲话,很是兴奋。在这以前,思想上总是有点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不能适应,去过桥儿沟报考了鲁艺的音乐系,也通过了吕骥主任的面试。但行政学院教育系又不放行,因为我是读过高师的,而且是小学专业,正好延安完小来要高年级的班主任,一道命令就把我借调去延安完小任教,组织关系仍在延大。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三年多时间从校长、教导主任到六年级的班主任,好象是一级一级向下走的。可是当时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下乡劳动回来后,第二天就到近在眼前的延安完小,向张治平校长报到了。这是八月延安完小就要开学前几天的事。

        (六)延安完小教学和完小秧歌队春节给中央领导同志拜年。

        延安完全小学校座落在城南门外,是延安市民子弟(也有干部子弟)学习的地方。此外城北还有“抗小”和“保小”,那里均是军政人员的子弟。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有一篇“延市完小面貌一新”的文章,第二天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作报告时,讲了“这个学校办得很好……”长长一段话,对全校师生是莫大的鼓舞。

        (2)我是8月中旬到完小任六年级班主任。全校教职员工一百多人,干部子弟将近一半。给我的印象,这个小学校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学校。教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干部子弟的学生家长又多有边区名人,政治气氛是比较浓厚的。教材是边区政府教育厅新编的,和大后方学校的教材不一样。学生中的干部子弟,伙食标准髙于延安各学校的大灶,天天都有细粮。教员也排队和学生一起领餐。共有六个班级,只有五个教室。三、四年级的人多,合在一个大教室上课,他们就在院子正中间一个最大的课堂里,六年级是在背靠后山的的一个石洞里上课,只有二十多学生。

        (3)八、九位教师的名字  现在多数已记不得了。三年级的班主任是王文秋,鲁艺美术系调来的。她爱人是作家柯蓝,每到礼拜六来校度周末时,一群学生就围绕在王老师的屋里,听她讲抗日英雄洋铁筒的故事,那是在边区日报上连载的。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公在西北局工作。二年级班主任霍一禾是个熟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学爱好者,我受其影响一连读了好几本屠格涅夫的著作。一年级我没有一点印象了,后来才听说伍绍祖是在幼儿班的。周密(周扬校长之女)是三年级的;同班有个男生南新旭,是有名的多子女大家庭;还有个小女孩杜西京我印象中她是二年级的。这几位延安完小的同学,后来进城后经常在101校庆的会上见过面。六年级还有个名演员的女儿杨宝全,听人说后来在北大学习,可是没有见过,她的作文是我班最优秀的,可惜离开完小后,再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

        (4)在这一学期中,我既是完小的教员,又是行政学院的学员,因此我听过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毛主席十月三十日在文教会议上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11页),我去听了。当时有点听不大懂。讲的是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现在重新细读,可以看出那时就有了“百花齐放”的思想。谈到秦腔和秧歌,他说:“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讲到医疗,他说:要“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实在是很落后,这种“为了改造先要团结”的思想,就是到了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

        (5)这半年我们还多次听了徐特立、叶剑英、罗迈(李维汉)、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特别是延安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九周年的报告会,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天先是周副主席向我们报告大后方的现状,我清楚的记得他开场白的一段话:“同志们!最近毛主席派我到重庆出了一趟官差,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谈判。他已经是躺进棺材里的人了,我们要拉他一把,他怎么也死不愿意出来……”然后就介绍了蒋管区的腐败现状和大后方的学生运动情况。没有讲稿,条理清晰,生动感人,一连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是少奇同志的报告。他是“一二九”运动时期党在北方局的负责人,对那次运动身临其境,讲的比较詳细,也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最后的结语很有鼓动性,也很感人。我现在能回忆起他结尾的一段话,他说:当时,我们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意义重大。但是敌强我弱,我们举着小红旗在街头呐喊,被人家赶出来了。现在的形势大不同了。苏联红军正在进行大反攻,明年打败希特勒。等到下一个“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日,我们就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天津、北平城里举行庆祝大会,大家那时就可以尽情地欢乐啊!大会餐啊!大跳舞啊!(大家热烈鼓掌,讲完话他俩就先走了,因为下午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以上所写,全凭记忆,可能有误;但最后那八个字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吸引人的讲话,必须要抓住听众的心里。而当时我们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里,多数青年最喜欢的是节日的盛大舞会,和逢年过节、星期天伙食有点改善。

        我在延安完小半年多,最后一件重要事是1945年春节秧歌队去枣园给毛主席拜年。这件事在新年前半个月就有计划了,好像是由王文秋主管我来协助。王老师是鲁艺美术系的髙材生,制作了一个胖头大娃娃的头盔,配上一个放牛娃,就是一出戏。还有一个小秧歌剧,本子是现成的拿来排练。我们还编了一个新节目,我记得其中大意是,“有个外国记者,来到抗日前线、大后方,最后到了边区,发现了两个不同的中国:一个中国在重庆,一个中国在延安。”这是从外电的参考消息上抄来的一句话,我们编成了活报剧。经过一个多月的彩排,在春节那天打上延安完小的旗帜,去到枣园党中央的所在地,给毛主席等领导人拜年。我那天在校值班没有去,看他们回来时个个喜笑颜开的样子,想到在半年多前曾在大会上表扬过完小的毛主席的心中,这次对完小会更加深了好的印象。因此把文教工作作为终身事业的信念,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了。以后的四十年,我一直坚守在宣传文化工作岗位。延安三年的行政学院学生生活,给我打下了基础。

        (七)延安大学的1945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之歌”。过了春节我离开完小回到延安大学继续学习。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有着最巨大变化的一年。在延安,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在欧洲德国法西斯的败亡,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延安大学整个搬家到东北新解放区办学……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喜悦日子,也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无忧无虑,月月有喜事,日日有进展,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天天都在过年。

        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副校长王子宜(建国初期任民政部长)、后来由张如心接任。此时,由诸学院合并后开学已过了十个月,各个院校的教学工作都完全走上了正规。校部设在行政学院,王子宜兼任行政学院院长,他走后由副院长强晓初任院长。强院长是年轻优秀的陝北干部,后来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离休后1993年成立行政学院校友会,他是会长。(还有副会长何载、郝人初、莫燕忠;顾问于光远、丁雪松、赵起扬;这些老同学当时都是在行政学院工作过的学习过的。我当时算是年轻人,分管日常事务性工作的秘书长,收发文件,互相联谊,每年给一些老同志祝寿,年年都能见上几次面。历时十年,直到2002年0225日,第26次行政学院校友会联谊活动,才停止了校友会的工作。)

        行政学院下分四个系:行政、教育、财经、司法。系主任都是当时延安各界在名望的人。教育系主任张宗麟是重庆来的著名民主人士,党委书记郝人初是抗日军政大学初期的政治部宣传处长,二人都是国内知名的教育家。教育系有一百多位学员,分两个班,设有诸多有关教育专业的各类课程。我从完小回来后,担任一班班长,大家选我为系里的学生会主席。

        延安大学学生会的工作也是很活跃的,举办各种报告会、文艺晚会,请边区名流来校讲演,组织各种比赛。给我印象深刻的,每周都有舞会。我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乐队队长。乐器简陋得很,也就只有几把二胡几个口琴,没有钱也实在没有地方能買到锣鼓,每次都要到山下的延安完小去借来他们的乐器使用。

        这个学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切为了迎接党的七大召开。从4月21日的预备会到6月11日闭幕,大会开了52天,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在学“七大”的各种文件。周扬校长每次开会回来,都要给我们讲一点会议的精神。因为我们当时能学到的,都是公开对外发表的,而毛主席更吸引人的重要报告,是听不到的。比如他在预备会和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87—353页,长达66页,是非常重要的宝贵文献),而我们学员当时是不可能传达到的。周扬校长就用他的体会,对形势讲了四句话:“团结统治一切,摩擦不可避免,三次大战打不起来,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话浅显易懂,又过了四年就终于实现了。这个时期请了中央很多领导同志来学校作报告。叶剑英就来讲过如何到大城市开展工作的问题。

        日本投降了!形势发展得太快,六月刚送走了一批去河南开辟新区的同志。我们在想,红军已攻克柏林,今冬明春总可以打败日本了,真是兴奋得很,苦日子不会再有多长了。没有想到刚听了八月五日周扬校长传达毛主席七大“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接着就是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仍在顽抗,苏联红军及时出兵东北,这一连串的喜讯还没有好好消化,也就是几天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十日夜,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号外新闻。当时我们都还没有入睡,突然从山下校长办公室的窑洞外,传出了日本投降的欢呼声。正如诗人艾青写的那样:“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消息像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无数的人在奔走……”顷刻之间黑夜的西山坡上四五百孔窑洞,都闪亮了灯光,人们走出洞外,山坡上就像足球赛观众席上的球迷大声摇手吶喊,欢呼歌唱。有谁喊了一声,“快下到广场来跳舞、扭秧歌、庆贺胜利吧!”人们比平常下山开饭要迅猛得多地一齐跑下山来,围成好多圆圈,唱歌跳舞,最后形成了一个圆形大队,有人抱来被子,澆上灯油,从伙房推来柴草,点燃起熊熊的篝火,有些勇敢者向火苗上跳跃过去。有两人撞在一起落入火中,又立刻爬起来继续奔跑歌唱。只有此情此景,你才懂得狂欢的“狂”是什么意思。唐代诗人杜甫写的“初闻啼泪满衣裳”“漫捲诗书喜欲狂”,那只是少数文人雅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触动了思念家乡之情才要“青春结伴好还乡”,“直下襄阳向洛阳”。我们延大同学是近万人的革命集体,师生们当时想念的不是回家,而是要立即奔赴前线,去占领大中城市,作为革命的种子去那里生根发芽。我记得教育系的同学,三三五五地在一起议论的都是明后天就要坐飞机去天津北平办学。这是一个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狂欢之夜,充满着革命理想之夜。第二天听说又去不成了,因为日军不向八路军投降。接着就是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大事。当时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记得徐特立来学校讲课,他也是不同意的。那一个半月大家都没有心思学习,天天盼望重庆谈判早些结束,早些回来。十月中旬,毛主席平安回延安,我们才心中一块石头落下地来。然后是大量干部,一批一批离开延安,到全国各个根据地去。十一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各学校,都迁离延安去东北。我是这时候随着四大队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一生都满怀深情热爱着的革命圣地延安。

        (未完待续)

        (八)告别延安上前线,三十三年后又三次回延安。1945年11月下旬,延大各学校迁离延安,去东北新解放区办学。我在四大队。徒步经甘谷驿、清澗、绥德、碛口、五寨、神池、丰镇,阳高、天镇到达张家口孔家庄。分在铁路局总工会做军代表。后又调去创办张家口中学……从市中到晋察冀边区联中……年底带领学生参军……两年后北京解放……抗美援朝……留苏学习……又回到志愿军,直到1978年,时隔33年,我在军委通信兵工作时去延长县通信八连检查工作,才第一次回延安。又过了十年,1988年全国六百多同学去延安庆祝校庆五十周年大会是我第二次回延安。1997年,去安塞开会,第三次回延安。四十五年来延安变化之大,令人欣慰;但距离当年延安一代革命者的理想,也仍然只是万里长征的初级阶段,和全国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伟大的抗日革命圣地延安啊!迈开大步迅猛地向前奔驰吧,复兴和在新形势更高地发挥你延安精神的威力吧!全国都来支援延安的经济建设吧!……如果有机会,今后五年或十年之内我想再一次回延安看看!到那时你的生产建设和延安人的精神魅力,也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

        张虹生:“我们一起走过”

        今日下午二时半,凤凰卫视播出了张虹生(张闻天之子)的“我们一起走过”,使我感动、流泪,好长时间了,我没有看到如此感人的往事回忆了。他是北京市101中学1952年从苏联回国上学的中学生。当我们那个都以留苏为最光荣的时代,张大使却把自己的爱子送到师大附中四部就读。这一点就令人欣佩。在整个三十多年的青春有为学习、就业过程中,髙干子弟张虹生没有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过那怕是一点点小小的特权。据我所知,101中学五十年代的很多很多干部子弟,都被保送去苏联学习了,身为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却无法考入一心想去的外交学院,只好考入师范大学。后因父亲的官场失败,有家不能团聚,半生都在边疆地区过着异常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张闻天的冤案平反昭雪,可以调回北京分配工作了,母亲又不允许,最后只得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他的往事回忆,可在29日的网上查看,这里就不多说。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我的看法,不仅是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讲道德凭借权势发大财”,只顾自己家族先大富特富的腐朽思想,还有封建主义的陈旧观念和恶习,得不到遏止。我看类似“我们一起走过”这篇真人真事的文章,可以入“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的参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