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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瑞华老师二三事

作者:1960届高三4班张小平 点击次数:2795次 创建时间:2021-05-28

       2021年5月1日,我在101中读高中时的班主任汪瑞华老师以98岁高龄辞世。这些天,我经常沉浸在悲痛与回忆之中。从小学到大学,我有过许多老师和班主任,但是像汪老师这样令人深深怀念,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不多的。

       1958年秋天,我从城里的北京二中转学到位于圆明园遗址上的北京一零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从这时起到1960年夏天,我在101中度过了两年的难忘时光。圆明园的学习生活,圆明园遗址的强烈震撼,特别是汪老师的言传身教,陪伴了我的一生。

       在送别汪老师的日子里,许多往事在脑海中涌现,我也终于打开电脑,写下这篇文字。

“我是朱自清先生的关门弟子”

       汪老师亦师亦母,与我们1960届高三四班的同学亲如家人,保持联系达60年之久。但我们很少问及她的经历。

       近年来,我陆陆续续在整理自己60年间的进藏日记。2019年元月4日,我通过微信询问汪老师是哪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她以近百岁高龄很快在微信上给我回复:“我是1949年清华大学毕业的,是中国文学系专业,原来系主任是朱自清,1948年朱先生病逝。我是朱自清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教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文学史等,在校期间,好几门课程都是跟他学习的。”

       这是我第一次询问汪老师的经历,她的回复使我深受感动。从这个回复中, 我第一次知道汪老师是我国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朱自清先生的学生,自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汪老师有那么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学功底。联想到最近读到的汪老师遗作《我的90岁生日》中他那流畅的文笔和澎湃的激情,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也是最近,看到汪老师和她的同学在1948年的清华大学与朱自清等先生的合影,也使我生出许多感慨。

汪老师教我们正确使用“的”“地”“得”的用法

       汪老师是语文老师,她在一零一中学从教36年,她的语文造诣对我们影响极深。举一个例子,“的”“地”“得”的用法,在日常的汉文书写中是最容易出错的。记得在校期间,汪老师不厌其烦,循循善诱,反反复复就“的”“地”“得”的用法给我们讲过不知多少次。终于,我记住了,掌握了。

       在我后来的记者生涯与编审稿件时,我不仅要求自己,也要求年轻的同志确保不在这方面出错。寻根溯源,我所以能掌握“的”“地”“得”的用法,完全得益于汪老师的教诲,这个看似简单的汉字基本功,让我终生受益。

汪老师辅导我走上写作的道路

       记得,在1960届高三四班学习时,由于是文科班,班上成立了文学组,业余时间阅读和分析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学习写作。那时,赵芝玲同学当文学组的组长,每个星期都有活动。记得每次活动,汪老师几乎都会到场,我们也因此吃了不少“小锅饭”,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汪老师在语言文字上的讲述,获益良多。

       汪老师的讲授,课余时间的滋补,使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后,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写新闻、通讯、特写、录音专访,以致于现场报道等,只有这时,我才更加体会到在一零一中听汪老师的语文课对我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汪老师多次在班上鼓励大家要学会写日记。她认为,写日记可以锻炼写作,锻炼思维,锻炼表达。我和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从那时起开始写日记的。汪老师的这些指点对我日后走上编辑记者的道路意义重大。翻开当年的日记本,“随笔”“报道”“人物介绍”“论文”等多种题材的日记,记录了我们在圆明园的难忘时光。 从那时开始,我的日记60年持续不断,写满了几十个本子。最近,记录我进藏生活的西藏日记也将正式出版。

       汪老师的授课亲切流畅,她不靠师道尊严,而是用交谈交流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知识,并能牢记在心,以致于受用终身。行文至此,我更加怀念60年前在少年湖畔的那些学习时光。汪老师那特有的富有磁力的声音,她那永远绽放笑意的面庞,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汪老师对我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启迪

       1960年高中毕业前,学校开展了毕业班的人生观教育活动。除开班会外,汪老师同大家还一一交谈。记得我也专门和汪老师畅谈过一次,由于汪老师和蔼亲切,我连自己许多朦胧的心理感受也向她倾诉。汪老师亲切地给我分析。她的话对我此后走好人生道路起了很大作用。

       记得1960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王文柱、欧阳孜同学到汪老师的家里汇报思想,同她谈心。其间,陈楚三和王薇同学也来了。汪老师和大家一起分析每个人的优缺点,分析班上存在的问题,特别提到正在进行的世界观教育。在当天的日记里,我记载了这次交谈,这天的日记长达3080个字,里面记载:“汪老师对我们说,学文的同学,你们首先努力的就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是根本的问题,否则就谈不到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她还对我们说:“你们高三下学期的思想工作重点是以志愿问题为红线,解决人生观世界观问题,在毕业时,起码要基本上明确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要使每个同学都能愉快地服从祖国分配。”60年前的这些话,对我这个未经世事的中学生来说真是振聋发聩。可以说,高三最后半年的人生观教育让我的思想开了窍,在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藏文专业学习后,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引作用。

为汪老师献上洁白的哈达

       中学毕业以后,班上的同学与汪老师保持着持久不断的联系,节假日、汪老师的生日、同学从外地来京,以及我从西藏采访归来,都是我们看望她,向她汇报各自生活、思想和进步的幸福时光。汪老师一直关注着我的涉藏生涯,每次见面,她都会认真听我讲述西藏经历与见闻,那些亲切的鼓励话语,至今记忆犹新。

       这些年,我不知道看望过汪老师多少次,也记不清给汪老师献过多少条哈达。长时间的西藏采访生涯,使我熟悉了藏民族的习俗,知道敬献哈达是藏族同胞最高的礼节。每次去汪老师家里,我都要选一条质地最好,最有纪念意义的哈达献给她老人家。记得2013年春节前后,我和同学们去给她祝贺90大寿,我把一条天蓝色的、2008年攀登珠峰为北京奥运会采集圣火的纪念哈达献给她,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紧握着我的手,说这条哈达太珍贵了。他还告诉我,以往我送给她的哈达,她都细心地珍藏着。最近我在汪老师《我的九十岁生日》一文中看到,他还特意记录了他收到的这条哈达。

       我多么想有更多的机会为汪老师献上来自雪域西藏的哈达,用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深深敬意。可惜,汪老师已经辞世,给她献哈达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我只能以这篇文字代替哈达,为汪老师送行。

2021年5月18日于北京

       注:作者为我校1960届高三毕业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专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1995年7月至2001年7月作为中直机关第一、二批援藏干部进藏,任西藏广播电影电视厅副厅长。2003年退休后应聘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西藏网总编辑。
1994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2019年9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