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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我校音乐特级教师章连启老师

(一)送别章连启老师

2019年6月10日,我校首位音乐特级教师章连启老师辞世,享年82岁。章老师从19岁起到我校任教,在我校音乐教育领域耕耘了41年,为我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惊闻章老师去世,校友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章老师的敬意和怀念。6月13日上午,几百名章老师的亲友、同事和学生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为章连启老师举行告别仪式。

2019年6月13日八宝山殡仪馆告别厅兰厅外

手捧章老师遗像的他的孙女

告别仪式前,郭涵老校长(右)向章连启老师夫人(中)表示问候

部分校友来函吊唁章连启老师

深切怀念敬爱的章老师

北京一零一中学老文工团全体成员

深切怀念敬爱的章老师

北京一零一中学校友合唱团敬挽

惊闻章老师仙逝,全体宣传队员深感悲痛。在文化沙漠的年代,在我们成长的青春岁月,章老师启蒙了我们的艺术梦想,指导了我们成长的方向,使我们在特殊的岁月得到美的启迪。宣传队是我们抹不去的记忆,年龄越大,越怀念章老师,他对我们的启蒙让我们永远感激他,怀念他。敬爱的章老师愿您走好,愿您安息。

我们送的挽联是:敬爱的章老师,您永远在我们心中

文艺宣传队全体队员敬挽。

《告别》章连启老师

北京一零一中58级高中二班     刘艺林

离别恩师常思念
前年贺寿圆明园
鹤发童颜似当年
期待联手唱新篇

您与家人去海南
候鸟迁徙益寿延
忽闻西去泪双眼
《告别》一曲志更坚

2019年6月12日上海寓所

2017年8月19日作者(右)与章老师在一零一中校园

深切怀念敬爱的章老师

1965届高三二班全体同学

请转郭校并治丧办,本班全体同学祈望在章老师告别仪式上敬献花圈以致哀思与敬意。
挽联:敬爱的班主任章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1975届高一11团体操班全体同学敬挽

(二)校友回忆章连启老师

怀念章连启老师

1968届高中5班卡玛利达(美国):初一时他最早教我们唱的歌之一是《小溪流水响叮咚》:“小溪流水响叮咚,一路洒满笑声。早晨问候光明的太阳,晚上拜会月亮和星星。迎着农民朴实的笑脸,静听那洗衣姑娘歌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988届商鸣宇校友:印象里的章老师,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男性一样,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每当我们这些猴一样的孩子在那种有半个扶手的椅子上坐好后,才从旁边那个小门里踱出来。
教授我们的是五线谱,什么上加一线,下加一线……对我们说考试时要让我们识谱,临时抽签,班里一下就乱了!章老师乐了!眼镜后面的笑意有点得意,有点狡黠啊!

第一次考识谱,曲子叫“念故乡”,临考前,一群男生趴在眼镜湖前面的草地上,向班里的高人请教,才勉强过关。期末时真的是临时抽签,一个一个叫进旁边那个小门里单练。小门后面的那个小屋不大,还有点昏暗。记得章老师问我的感受,我也实话实说:“像进审讯室”,把章老师乐的!后来还教授我们口琴,还带自己伴奏的,练起来也挺辛苦的,记得口唇都练肿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口琴练得不错,还能弥补一下识谱的分数,拉拉分吧!

那些时候背了很多谱,有课本里的,如“走过老师的窗前”“勇敢的鄂伦春”“金蛇狂舞”,也有当时抄录的流行曲,空闲时可以吹口琴,自娱自乐,现在很多谱还记得!

真的感谢老师当年的教诲,尽管自身没啥音乐天赋,但是在那个时代,曾经帮助我打开了一扇音乐之窗!祝章老师一路走好!

1999届张多思校友:永远记得在少年湖畔的音乐教室里,聆听章老师对我们音乐的启蒙。从认识五线谱到欣赏世界名曲,章老师让我们认识了世界著名作曲家和他们的不朽作品,令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此刻还依然记得教室里木制古建散发的阵阵香气,伴随着优美的乐曲,陪我度过了幸福的中学时光。感谢章老师在我心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正因为有这样一位良师,才让音乐这位益友陪伴我们终身!

感恩我的孩子现在也有机会在这间教室里学音乐,只是世上从此再无章老师……老师一路走好,天堂里又多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

在学生心中播撒音乐的种子——缅怀敬爱的章连启老师

1995届 吴伊萌

2019年6月10日,北京一零一中校友群中意外的传来消息:我们敬爱的章连启老师仙逝,享年82岁。消息一传出,这个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沉默的群竟有如投石激起的层层涟漪,不断的扩散着悲伤的气息。因为,引领我们打开音乐之门的那个人永远的离开了......

在一零一中学习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人不认识章连启老师,章老师的名声之大绝非源于他的地位或是级别职称;相反的,他只是一个教授非主要课程的平凡的中学音乐教师,但他却用他深厚的艺术底蕴、高尚的为人品格以及一生的传道授业让每一个他教过的学生将他的形象深深的印在心中。

最后一次见到章老师是在2015年,也就是校庆70周年的时候。远远的看到章老师出现在校园里,我便激动的飞奔过去打招呼。作为第一批金帆交响乐团的成员,我自认为和章老师的情感是超越了绝大多数同学的,但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章老师还是迟疑了很久,然后非常抱歉的说:“不好意思,我记不太清楚了......”看着老师渐渐衰老的面容、听着语速迟缓却真诚的话语,心头不免涌上一丝伤感。这种伤感绝不是因为老师已经记不得我了,而是感慨岁月流逝的无情。

1989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步入了一零一中学的校门,正式开启了我的中学生活。认识章连启老师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就在那个绿树成荫的少年湖畔,那个充满了琴声与歌声的音乐教室。

那时的音乐课通常都安排在下午,所以每到上音乐课时,同学们总是早早的拿着音乐课本来到湖畔的音乐教室。但不管我们来的多早,章老师肯定已经在教室里等候我们了。趁着还没有开始上课的功夫,我总会缠着章老师弹各种好听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和秋日私语是我每次的必点曲目。每每看到章老师的双手在黑白键上流畅的跑动着,我就发自内心的崇拜并不由自主的陶醉在乐曲中。

章老师的音乐课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极尽所能的带我们领略全世界的优秀音乐作品。从圣桑的《天鹅》到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再到斯美塔那的音乐交响诗《我的祖国》,每一种类型的乐曲,老师都会在音乐课上让我们静静的聆听和欣赏。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们游历世界,坐着游船行驶在沃尔塔瓦河上时,耳边还会想起斯美塔那谱写的那波澜壮阔的乐章,还会记起在音乐教室中娓娓道来的老师的话语。

30年前,国内的素质教育才刚刚起步,远不像如今一样普及,像我们这种很小就学习乐器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很多同学都是在章老师的课上学会了认五线谱,学会了演奏人生中第一种乐器——口琴。吹口琴是同学们谈论最多的关于章老师的话题,因为期末考试时老师都会让每一个同学吹奏一首乐曲作为音乐考试的内容,只有过关了才算合格。在章老师的课上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口琴这种简单的乐器居然可以边吹旋律边伴奏。在吹奏旋律时,用舌头按照拍子的节奏敲击口琴的音孔,简单的伴奏旋律就出现了。记得那年学期末音乐考试考的就是带伴奏的《欢乐颂》,每一个同学都学会了这种伴奏方法顺利的通过了考试。很多年后,那只早已经被遗忘的口琴居然在一次搬家收拾东西时奇迹般的出现了,我兴奋的擦拭掉表面的尘土,下意识的就吹奏了一曲《欢乐颂》,带伴奏的,大概也是记忆中唯一、永恒的《欢乐颂》。

两年前,一零一中学曾经为德高望重的章老师举办了一场庆祝八十寿辰的大型联欢会,许多曾经章老师的学生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见到老师却依然恭敬万分。

他们卖力的表演着各种精彩的节目,只为表达心中对老师的无限感激与崇敬。

从19岁到82岁,章连启老师用一生的时间从事音乐教学,致力于提高音乐教育水平。他组织文艺宣传队、军乐队,参与组建金帆交响乐团,用多样化的形式将音乐与艺术带到我们的生活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位有着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北京市特级音乐教师称号的中学音乐教师用一生的孜孜不倦在每一个学生年少的心中播撒下了音乐的种子,并让这颗种子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生根发芽。

愿敬爱的章老师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幸福的彼岸,我们永远怀念您......

【附录1】章连启老师简介
章连启老师1937年8月21日生于宁夏银川市。1956年8月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到北京一零一中任音乐教师,1997年9月光荣退休。

章连启老师曾组织领导学校文艺社团排练演出大量歌颂党和人民的优秀剧目,丰富学校的文化生活。他与王伯英老师等同事共同创作将一零一中学的学校历史改编谱写成《校史联唱》,使其成为经久流传的校园文化经典。

章连启老师从1979年起任海淀区兼职教研员,指导培养了大批青年教师。1980年开始改变了以“唱歌为主”的教学体制,经过不断实践总结出了“整体多元结构教学设想”。

章连启老师曾参与国家教委七五计划重点科研课题项目“中学音乐学科能力”研究课题,并承担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学概况》中《教学论》的撰稿工作。

章连启老师从1984年至1988年承担北京市中学生金帆交响团组建工作并担任指导教师,为一零一中金帆交响乐团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章连启老师从1986年以来担任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教育编辑室编委委员工作,为我国音乐教材建设做出贡献。

章连启老师工作成绩显著,曾获得海淀区,北京市,国家级诸多奖项:

195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辅导员;
1985年被评为海淀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1989年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199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中学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附录2】章连启老师自述

回忆我的成长之路  
章连启

我已年近八十。此前,曾向家里的亲人们说,不再写什么东西了。但在一些老校友和老朋友们的鼓励下,我还是把积攒多年的心里话写在这里,以表达我对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志们的感恩之心。

1956年,我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并被分配到北京一零一中学工作。那时,我刚刚19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时的自己都还是稚嫩和不成熟的。来学校报到时,我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在校长室初次见到王一知校长、肖沅主任和汪瑞华老师。他们热情地招呼着我。王校长对大家说,“好啊,咱们学校又来了一个小弟弟。”随后又嘱咐我说:“你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好好工作。”我点头答应着。热情的汪老师向我介绍说:“你要知道,王校长是一位老革命家,是咱们学校的党总支书记。”随后,又指着肖沅主任说: “这位是肖主任,主抓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至此,我知道了,今天所见到的几位前辈,都是在学校颇有影响的领导和老师。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与温暖。

在学校,我担负的主要工作是音乐教学。说到教音乐,那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志向。刚开始,我以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可真到了教学实践当中,我才知道自己的根底还差得很远。

有这样一件事使我反思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教务处老师通知我,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师生要来学校听音乐课,要我好好准备一下。预定听课的那天,我上课的课题是“琵琶古曲《十面埋伏》”。这首乐曲我很喜欢,也反复聆听过许多遍,可对乐曲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其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我仅能从教学参考材料中知道一些粗浅的内容。情急之下,我去找王伯英老师,请他指点我怎样上好这堂课。王老师要我到图书馆查阅楚汉相争的历史,查阅有关琵琶乐曲的相关知识,然后又指导我以历史故事为线索,以乐曲的音乐结构及表现手法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聆听这首乐曲。遵照王老师的指导,我顺利地上好了这堂课,并得到了北师大师生的肯定与鼓励。事后,再回想这堂课时,我佩服王老师的博学多才和在教学中的那种创新精神,更佩服王老师对青年教师无私的关怀与提携。

在学校的课外社团活动中,我亲眼见到王老师是如何引导学生朗诵诗歌或戏剧台词的,也见到他是怎样启发话剧队员们体会角色、表演小品的,更见到他是怎样引导文工团学生排演歌剧《白毛女》和《刘胡兰》的。在这些活动中,他引导学生学知识、学技能,也引导学生学习如何做人。他的榜样激励着我,促使我加强音乐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学生乐队中去联系实际。其中,以参与军乐队的学习和实践为最多。在乐队中,我从老队员那里学习到各种乐器的基础知识,又将自己学到的乐队配器知识用于编配合唱伴奏,这种教学相长的机制使我顺利地提高着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不会忘记苏小明、王培、周力、李连生等乐队成员给予我的支持与关怀。

有校友对我说:“您和王伯英老师创作的校史合唱,在同学中很有影响。”我要说,创作校史合唱是学校教育改革的需要,是文方校长发起的用校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产物,也是王伯英老师带领我们组织学校文工团的同学们用文艺形式来落实这项教育工作的结果。我记得,王老师发动文工团的同学们参与调查校史,在访问老校长郝人初及众多校友的基础上,积累了许多创作素材,为创作《校史合唱》和《校史剧》奠定了基础。

说到创作《校史合唱》的过程,王老师最先创作的是《走在最前方》这首歌词。我拿到这首歌词后,在音乐教室整整琢磨了一个晚上,最后决定用进行曲的体裁形式,用激昂奋进的情绪来表现歌曲的内在感情。依据这种思路,我在钢琴上弹奏了不知多少遍才完成了这首歌的谱曲工作。我很高兴地将歌曲初稿拿给王老师审阅,征得了王老师的同意后才作为定稿。后来,同学中有一些文艺骨干参与了创作“校史合唱”的工作,但从合唱的整体结构上看,这些创作还不能很好地概括校史的精神。因此,王老师亲自动手创作校史合唱的全部歌词。当我陆续地拿到这些歌词时,便深深地沉浸在一种令人激动的情感漩涡之中。我想象着当年校友们在欢庆胜利、建校劳动、行军、学习、参军等生活情景,体验着他们的情感及心声。这一切,不断地激发我的创作灵感,也使我的情感得到陶冶和升华。客观地说,是当时的校领导为形成这样的校园文化指明了方向;是王伯英老师创造性地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进一步地丰富了我校的校园文化。我也深感自豪,与王伯英老师共同创作的校史合唱,能够成为北京一零一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中,我担负着主要的工作责任。无论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还是学生的排练表演工作,我都需要亲力亲为。为了完成节日中的表演任务,我创作了小型歌舞剧《小马过河》及器乐合奏曲《足球友谊赛》等节目,并在海淀区的文艺汇演中获得了好评及奖励。基于这种共同生活的经历,我与宣传队的老师和同学们有着很深厚的感情。王英民、孙丽雯两位老师,在我脚部负伤不能参与拉练工作的情况下,承担了宣传队的全部工作;邢洁老师为保障宣传队的演出需要,也为节省学校的经费,利用废旧布料手工制作了一批藏族舞蹈服装。文艺宣传队的许多骨干成员,如擅长舞蹈的李雪、关泓、郭涵、朱彤、张玉明等,擅长器乐演奏的符其英、关放、汪海昇、张燕妮、卞玉澄等,成为宣传队的中坚力量。他们参与了很多庆祝节日及三夏支农劳动的演出活动。先后演出过舞剧《红色娘子军》、舞蹈《洗衣舞》以及大量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发挥了活跃校园文化生活、鼓舞师生工作士气的宣传作用。

1988年,金帆交响乐团成立。乐团的成立,源于北京市教委主任陶西平的指示和支持。出于他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重视基础教育中的美育工作,以课外艺术教育的发展推动课内美育工作提高的指导思想,指示市教委的曹华处长,约请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师于音,负责组织筹建金帆交响乐团的工作。很有幸,我是最早参与筹建工作的人员之一。

金帆交响乐团的早期成员分散在北京市的二十多所中学里。乐团成员的组织观念很淡漠,纪律也很松弛。因此,在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负担十分沉重。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乐团办公室分工由我来做这项工作。更棘手的是,乐团在此时还承担着在北京与德国柏林一所高级中学同台演出的任务。我和办公室的老师们商量后决定:首先制定一份乐团学生守则,对学生提出正面要求,并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交流活动中表现出我国中学生优秀的精神面貌及艺术水平。这种指导思想,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半年后,在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的精心指导和刻苦排练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与德国中学生乐团的同台演出,得到了德国朋友及社会各界广泛的赞扬和好评。

在乐团的日常工作中,我有机会与乐团的专业老师们切磋音乐,向他们学习,进一步提高音乐专业能力。 其中,黄飞立、郑小瑛、于音、李大毅、曲堂文等老师都对我帮助多多;尤其是黄飞立教授。在乐团的指导思想上他有力地支持了我所坚持的观点——金帆交响乐团应该是一个中学生业余乐团。乐团成员要以学习基础教育的文化课为主。学习演奏乐器和排练音乐作品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将来,他们中有一些人可能会走上专业音乐工作者的道路,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则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我们不能只顾乐团的专业训练,而耽搁了学生在校的文化学习,贻误他们的一生。我很感激黄飞立教授,他明智、豁达,能够理解从事基础音乐教育工作的老师们之苦心。他在办公室老师与专业老师之间做了大量细致而周密的沟通协调工作,从而保证了金帆交响乐团走在正确的教育方向上。

金帆交响乐团的提高发展阶段,是乐团学生由分散在二十多所学校逐步集中到我校的那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顾荣兴校长、王志清主任及李海峰校长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在接收这些特长生的时候,他们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使金帆交响乐团在一零一中扎根并茁壮地成长了起来。就在这段时期,乐团在黄飞立教授的指挥下排练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大型经典作品。一时间,金帆交响乐团的声誉,波及到我国的音乐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如此快速的进步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乐团扎根在北京一零一中的结果。此外,顾荣兴、王志清、李海峰三位校领导,在育人思想这个问题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解脱。金帆交响乐团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成员在文化课的成绩上表现落后,导致学校中的部分老师对招收音乐特长生有所不满。学校里弥漫着乐团学生“拉后腿”的消极舆论。这种情绪给我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压力。我向三位领导吐露了自己的心事,三位领导对我讲:“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们的教育思想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难道说学好数理化的学生是国家的人才,学好音乐的学生就不是国家的人才吗?”他们的话使我非常感动,也使我坚定了做好乐团工作的决心。今天回过头来看,金帆交响乐团的学生中,既有清华、北大毕业的科技人才、学术人才,也有各大文艺团体中的音乐艺术人才。他们没有辱没北京一零一中的荣誉,更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扬着北京一零一中的光荣传统——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在提高音乐教育专业能力方面,我得益于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及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这样的学术平台。1956~1958年,在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我师从姚思源老师学习了音乐基础理论、和声学及小型乐队配器;师从艾碧珈、闫绍武两位老师学习钢琴演奏;师从刘俊峰老师学习指挥。1956年后 直至我退休前,在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与海淀区许多学校的音乐老师一道探讨音乐教材和教法,相互听课评课,还参与了《中学生音乐能力的培养与研究》教育科研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通过不断地理论学习和大量的教学实践,我在原有的专业基础上有了新的进步。当然,在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这个学术平台中,我也学着老教师关怀帮助我那样,诚心诚意地帮助一些年轻老师进步和提高,其中有些同志和我成为忘年之交。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还要说到首都师范大学的曹理老师。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与我合作,编著了《中等学校音乐课教案选评》一书,又推荐我参与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我们共同探讨了“中学生音乐学科能力目标与培养”这一国家重点课题,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与培养·音乐》一书。此外,我还参与了由曹理老师担纲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承担了其中的部分撰稿工作,出版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一书(该书被许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选为专业教材用书)。

1989年,在曹理老师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吴斌同志推荐下,多次参与人民音乐出版社主编的音乐教科书编写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从教材的整体设计到各单元的编写工作,以及《教师用书》的撰稿工作,我都认真负责地付出了努力。这也使我在基础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997年,尽管我已经从学校工作岗位上退休,但还依然坚持耕耘在编写音乐教材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上。

2001 年,作为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成员,我参与了“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及“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在其中,我承担了部分起草和撰稿的任务。该文件初步定稿后,又完成了《音乐课程标准解读》及《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研修手册——音乐课程标准研修》的部分撰稿任务。此后,“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以政府文件形式颁布后,我又承担了一些省市宣讲音乐课程标准的培训工作,完成了有关部门交给我的培训任务。

回忆我的成长之路,尽管有过许多坎坷与曲折,也遭遇过一些痛苦和折磨,但总体上是较为顺利的。我很高兴,在自己的古稀之年,还能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付出绵薄之力。我应该知足,更应该感恩。我感激培养我成长的相关组织和单位,感激所有帮助我逐步成长的领导、老师和学生。

我热爱毕生从事的音乐教育事业!

我热爱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学生们!

我热爱为之奉献一生的北京一零一中学!

 

历史组  王冬编辑